风雨江山外

 

自来论天下事，人们总爱分成两样：一样归天，一样归人。

风雨是否调顺，年景是丰是歉，这要问天。天的事儿，人插不上嘴，插不上手，只能等着，盼着，求着。可国泰不安、民安不安，这就要问人了。人若不肯好好做，天再帮忙也是枉然。这道理，原本极浅极明，可古今多少人，偏偏勘不破。

我常想，古人中那些顶聪明、顶有怀抱的，大约最懂得这个。譬如范仲淹。他幼年丧父，寄居寺庙，断齑画粥地苦读，后来做到参知政事，主持庆历新政。他要改革吏治，要兴办学田，要厚植国本，桩桩件件，都是想在“人”字上做工夫。新政失败了，他被贬出京，朋友在都门饯行，安慰他说：“此行极好。”他笑了笑，说：“仲淹亦以为然。”— 这是何等的胸襟！可你若读他的《岳阳楼记》，那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字字都是从肺腑里掏出来的。他岂是真的洒脱？他是把天下的忧，藏在了自己的乐里。

还有苏东坡。元佑年间，他做过翰林学士，做过礼部尚书，那是文人梦寐以求的位置。可他晚年却被一贬再贬，从惠州到儋州，一直贬到海角天涯。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渡海时风急浪高，船在浪里颠簸，同行的人吓得面如土色，他却靠在船舷上，悠然吟诗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这话说得何等旷达！仿佛真是来游山玩水的。可你若知道他渡海前写过什么，就明白这旷达底下，藏着多深的悲凉。他写过：“许国心犹在，康时术已虚。”意思是，报国的心还在，可救国的方法，已经没有了。这九个字，比多少痛哭流涕的文章，都叫人难受。

这些人的怀抱，后人说不尽，也学不来。他们生在那样一个时代，君臣相疑，党争酷烈，想做事的做不成事，想说话的说不出话。可他们偏不肯闭眼，不肯收心，硬是用自己的诗文、自己的气节，给那个时代留下一点光亮。这点光亮，千百年后，还能照见后人。

所以“国泰民安靠人”，不是说有了人，就一定能国泰民安。天地间事，哪有那么简单？范仲淹不能，苏东坡不能，古来多少英雄豪杰，谁又真能只手挽住乾坤？可他们还在做，还在求，还在“先忧后乐”，还在“许国康时”。这便是人的可贵处。

天是常静的，风雨也罢，晴明也罢，它自管运行，不理人间疾苦。可人是动的，是活的，是见了苦便要伸手去扶的。千百年来，这块土地上，天灾不曾断过，兵燹不曾断过，疫病不曾断过。可这片土地上的人，也不曾断过。他们春耕秋收，生儿育女，修桥铺路，办学济困。他们用一代一代的辛劳，把“人”这个字，刻在风雨江山之外。

风雨自管风雨，江山自管江山。可只要人在，国就有泰的一天，民就有安的一天。

这信念，说来简单，却比什么都坚实。

《风调雨顺靠天 国泰民安靠人》

 

入夏以来，老天爷像是跟谁赌气，一连几十天不肯落一滴雨。田里的稻子耷拉着脑袋，叶子卷成了细细的筒，地缝裂得能塞进一根手指。父亲每天早晚都要到田埂上走一遭，背着手，仰着头，看天。天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轮白花花的太阳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
“这天，什么时候才肯下雨呢？”母亲在灶屋里念叨，像是在问父亲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

父亲不说话，只是叹了口气。那叹息里，有对老天的祈求，也有对人力的无奈。在这个靠天吃饭的地方，风调雨顺是老天爷赏的，旱涝灾害也是老天爷给的。人可以挑水，可以挖渠，可若是老天执意不下雨，那漫山遍野的庄稼，终究是没办法一瓢一瓢浇过来的。

我想起小时候，每逢大旱，村里的老人们就会凑钱请戏班子唱几出“求雨戏”。戏台搭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唱的是《天河配》，演的是牛郎织女。锣鼓敲得震天响，唱腔拖得长长的，仿佛那声音能穿透云层，传到老天爷耳朵里去。唱完之后，还要抬着龙王像在村里走一圈，家家户户门口都摆着香案，烧着黄纸。孩子们跟在队伍后面跑，并不懂得什么虔诚，只觉得热闹。可奇怪的是，有时候戏唱完没几天，天还真就下雨了。老人们说，那是心诚则灵。现在想来，也许不过是巧合，但那“心诚”二字里，藏着多少人对自然的敬畏，和对活下去的渴望。

父亲那一代人，骨子里是信天的。他们知道自己的渺小，知道在天地面前，人不过是蝼蚁。所以他们春天播种要翻黄历，出门远行要看日子，就连盖房子上梁，也要选个黄道吉日，焚香祭拜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千百年来，在这片土地上讨生活的人，摸索出来的生存哲学 — 你敬天一分，天或许就给你一分活路。

可老天爷终究是不讲情面的。

那年大旱之后，紧接着就是蝗灾。铺天盖地的蝗虫飞过来，太阳都被遮住了。落到田里，只听见“沙沙沙”一片响，像是千万张嘴巴在同时咀嚼。等蝗虫飞走，田里就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了。父亲站在田埂上，看着那片狼藉，眼眶红了，却没掉一滴泪。他只是默默地转身，回家拿起锄头，开始翻地，准备种下一季的庄稼。

那时候我还小，不懂事，问他：“爹，老天爷这么不帮忙，咱还种啥？”

父亲停下锄头，抹了把汗，说：“老天爷的事，咱管不了。可种不种地，是咱自己的事。”

这话我记了很多年。

后来我离开村子，去了城里。城里人不说“风调雨顺”，他们说GDP，说CPI，说KPI。他们在写字楼里行色匆匆，在会议室里唇枪舌战，在深夜的地铁里疲惫地靠着车窗。他们不靠天吃饭，他们靠的是自己的脑子，自己的双手，和这个社会的秩序。

可那一年，忽然就乱了。

我有个朋友，在武汉开餐馆。腊月里备足了年货，等着春节大干一场。结果封城了，所有的食材烂在冰箱里，几十万的投入打了水漂。我打电话安慰他，他在电话那头苦笑：“有啥办法呢？天灾人祸，赶上了。”

“天灾人祸”— 这四个字，又把人和天连在了一起。病毒是天灾，可封城之后的物资配送、病患救治、社区运转，这些就是人的事了；好在武汉人，彼此能够团结，胜过艰难，没有人祸。

封城的那七十多天，我每天刷新闻。看见医护人员脸上深深的勒痕，看见志愿者骑着电动车穿梭在空荡荡的街道，看见社区大姐拎着菜篮子爬楼梯给孤寡老人送饭。有个护士才二十出头，对着镜头笑着说：“不怕，国家需要嘛。”她笑的时候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父亲的话 — “老天爷的事，咱管不了。可种不种地，是咱自己的事。”

老天爷的事，确实管不了。病毒从哪里来，什么时候结束，下一场灾难是什么 — 这些事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可人可以选择种不种地，可以选择穿不穿那身白大褂，可以选择在别人需要的时候，递上一把菜，送上一口饭。

风调雨顺，是老天爷赏的。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，能撑过来的，是人。

前天，父亲打电话来，说村里终于下雨了。我问他，雨大不大。他说，不大，但够用了。声音里透着难得的轻松。

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出租屋的窗前，看着外面万家灯火。这座城市刚刚经历过一场大疫，如今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。楼下小吃店的老板又在门口支起了桌子，烧烤的烟雾升起来，混着孜然的香味。几个年轻人坐在那里撸串喝酒，大声说着话，偶尔爆发出笑声。

那些笑声，飘到夜空里，轻飘飘的，却比什么都踏实。

国泰民安，原来就是这样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