泥古苔

常有这样的时刻：你对着窗外经年未变的街景，忽然觉得那棵老槐树一直就在那里，仿佛昨日、前日、大前日，连叶子的疏密也不曾动过。心里便生出一种安逸的倦意，像坐在一只被光阴磨得温润的旧藤椅里，连起身的念头都嫌费力。这便是《商君书》里说的“常人安于故习”了，安于那无形却坚韧的故习，像安于自己的影子。

那“习”，起初不过是一道浅浅的足迹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路。路走得熟了，闭着眼也不会跌跤，于是路两旁便垒起墙，墙头生出蔓草，渐渐地，连天光也成了窄窄的一线。我们在这自造的、妥帖的巷道里漫步，觉得天下之大，不过如此。偶有飞鸟的影子掠过那一线天，心里微微一惊，随即释然：不过是只鸟儿罢了。我们溺在这熟悉的局里，像温水里的蛙，那水温的些微变化，是懒怠去分辨的。故习的可怕，不在其旧，而在其不自知，它成了呼吸，成了心跳，成了我们以为的全世界。

更有些“学者”，他们的“溺”法，却又不同。他们的“所闻”不是巷子，是一座巍峨的图书馆。四壁是高到穹顶的书架，空气里弥漫着羊皮与旧纸的芳香。他们终日埋首于先贤的卷帙，咀嚼着千年前的警句，目光睿智，言辞渊博。他们能告诉你星辰的古名，能解说早已湮灭的礼仪，能用三种以上的方言吟诵《诗经》。然而，你若问他窗外那棵老槐树今年新发的嫩芽是什么颜色，他倒要愣一愣，从书页间拾起眼，茫然地望一望那真实的、流淌着汁液的绿意。他们溺在知识的深渊里，那深渊太美，太辉煌，以至他们忘了，书页外还有一片待人去亲尝的风雨、待人去重命的天地。这“溺”，是甜蜜的，是高贵的，因而也是更危险的沉沦。

商君当日，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“安”与“溺”织成的、铁桶似的秦国。那不仅是制度的铁桶，更是人心的铁桶。寻常百姓安于那“行之百年”的旧法，觉得变动便是灾殃；而庙堂的“学者”（如甘龙、杜挚）则溺于古先王的垂训，认为凡不合《诗》《书》的，便是旁门左道。要打破这铁桶，需要的不是刀斧，而是一种近乎狂妄的清醒，一种将自己从“故习”与“所闻”的温水中猛然拔起的勇气。他必须做那只不肯安于温水的蛙，做那个敢于合上圣贤书、推开图书馆大门、走进旷野的风雨里去的人。

于是，他厉声说：“常人安于故习，学者溺于所闻。”这话像一把冷冰冰的凿子，不是为了伤人，是为了凿开一线光。那“安”与“溺”，原来是一体两面，都是将活生生的生命，交托给过去或他人的定义。安于故习的，是将自己交给了昏昧的惯性；溺于所闻的，是将自己交给了辉煌的权威。两者都失了那“我”的存在，失了那双本该属于自己的、去观看、去体验、去创造的眸子。

我们每个人心中，不都有一个“安于故习”的常人，与一个“溺于所闻”的学者么？那常人眷恋着过往的安逸模式，恐惧未知的颠簸；那学者则搬弄着听来的道理、学来的教条，用以丈量一切鲜活的经验，却唯独不敢用自己的手，自己的心，去触碰真实的生活。生命便在这两种力量拉扯下，陷入一种精致的凝滞。

那么，路在何方？那凿开的一线光，指引着什么？我想，既不是对“故习”全盘抛弃的躁进，也不是对“所闻”轻蔑否定的狂妄。那是一种艰难的“出离”与“回归”。

“出离”那温暖的旧巢，并非要毁掉它，而是要知道，巢外还有苍穹。“回归”也不是回到蒙昧，是回到自己生命最原初的感知与判断力上来。像商君那般，他并非不读史，不学法，他只是不肯让那些“所闻”淹没了眼前秦国贫弱的真实；他也并非不知变法的艰险与动荡，他只是不肯让对“故习”的安逸，扼杀了强国的可能。他的力量，正在于这种双重的“不肯”。

所以，励志的真意，或许并非教你如何“成功”，而是唤醒你这种“不肯”的清醒。当那“安”的诱惑如暖被般裹住你，当那“溺”的渊博如美酒般醉倒你时，还能在心里存着一点凉凉的疑问：这是我真实的生活么？这是我亲手选择的道路么？窗外那真实的、也许还带着料峭寒意的风，我敢推开窗，让它扑面而来么？

这需要一点傻气，一点“反古者未必可非”的孤勇。去做那棵老槐树吧，深深扎根于大地（那是你的“故习”与“所闻”，是你的养分），却每年都要挣脱去岁的枯枝，冒出谁也不曾见过的新绿。那新绿的颜色，书里没有记载，旧日的叶也不曾相识，那是只属于你的、此刻的、挣脱了“安”与“溺”的生命本身。

推开窗，风正吹过。那风里没有答案，只有无尽的、待你去命名的可能。